【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经验基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而它的理论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建构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大量研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类、革命类的著作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毛泽东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类、革命类的著作,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充分地吸取列宁有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用世界革命的规律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谈到了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构想,勾勒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前景,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观。毛泽东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吸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提炼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的一整套的调查研究方法,创造了以实践的认识论为内核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记载了毛泽东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思想过程,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文化品格。

【关键词】毛泽东;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井冈山斗争

作者简介：何萍，哲学博士，sg112mg丝瓜破解版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

长期以来,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始终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这不是因为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没有被整理和发表出来,而是因为研究者缺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这一视角。在研究者们看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这样一些已经完成了的著作中,人们只要读懂了《实践论》《矛盾论》就能完整地把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其实不然。我们只要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就会发现,那种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理解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通俗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与这种观点相反,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向我们展示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它证明,《实践论》和《矛盾论》连同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进《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思想深处,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把握其中的文化精神,就必须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基于此,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视角,探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中的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的独特价值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长达十三年之久,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了解延安的十三年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就需要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期间的理论创造活动。

毛泽东在延安期间的理论创造活动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的有关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一个部分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这两部分成果的表达方式不同,其意义也不相同:前一部分的成果是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一部分的成果是以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学习与探索的思想过程,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意义。由于这两个部分的意义不同,所以,在革命时期,人们更多地关注前一部分的思想成果,很少关注后一部分的思想成果。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开展,要求人们去发掘毛泽东这一时期著作中更深层的思想内容及其内在精神。此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就呈现出来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文本。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阅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类和革命类的著作,在阅读这类著作时,毛泽东思考了中国革命与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一类是阅读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笔记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著作进行对比,就会看到,毛泽东这一时期著作中所论述的思想在这两类笔记中都已经有了。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大量地阅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在这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将自己在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使之系统化的理论平台,而毛泽东所提出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是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据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第一个方面是结合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形成史;第二个方面是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在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正确理解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建构,严格地说,不是延安时期开始的,而是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开始了。井冈山是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第一个经验原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一系列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报告《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兴国调查〉前言》《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在这些论著和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失败的经验教训来思考和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道路的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从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进而提出中国道路的两大基本问题看,井冈山斗争既具有经验的意义,也具有理论的意义。经验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典范;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使中国道路的探讨从解答中国是否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深入到中国如何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问题,就是说,是机械地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还是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是从实践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毛泽东提出的两大基本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它证明,中国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走一条中国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要走出中国式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需要有包含中国元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元素,就是他基于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思考提出的中国道路的两大基本问题,而他在延安时期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就是赋予这些中国元素以哲学的思维形式,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然如此,我们要了解毛泽东在延安期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意义,要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形成史,要把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脉络,就不能不重视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作的理论思考,不能不把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成就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起点。

在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来的。当时,为了批判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出现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对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国学术界通常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方面来阐释,以为中国革命的本质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规定的。但是,如果通读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解释是与毛泽东的观点有出入的,因为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国际主义是内容,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作为中国革命的本质规定。一个观点是:“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是为了解决当前运动的大课题,即认识当前运动的规律问题。毛泽东强调:如果有人拒绝对这一大课题“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说的当前运动的规律,不单指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指世界革命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革命的规律是服从于世界革命的规律的,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语境中才能得到说明。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与上一个观点同样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重点不在特殊,而在普遍性,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普遍的问题。总之,毛泽东强调“具体化”的真正含义是要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化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方法、具体道路。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又不是仅仅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而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普遍性,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规律,而把这个规律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使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双重的普遍性就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内涵。毛泽东写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时间,是1938年。这个时间点与毛泽东写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的时间是重合的。如果我们联系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来理解他的上述论述,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毛泽东所说的“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运动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时所作的大量批注,核心思想就是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融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品格不在于它的特殊性,而在于它的普遍性。

上述两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的独特价值,因而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的问题域。

二、从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类、革命类著作的批注看中国革命观的提出

毛泽东读了很多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其中读得最早也最多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政治类和革命类的著作。这些著作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观中的许多思想就是在读这些著作中提出来的。

《国家与革命》是毛泽东最早读到的列宁的著作,这部著作对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观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创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6年,在中国还没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全译本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直接或从别人的引述中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在同年6月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中,讲述了自己对这部著作的理解:“列宁同志曾著《国家与革命》一书,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国家于革命后,一切制度都要改变的。巴黎公社所组织的政府,其失败原因之一,即不改变旧制度。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国家是一个阶级拿了压迫别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这段话证明: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开始运用列宁的国家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了。

毛泽东在研读《国家与革命》时,首先注意到列宁的革命观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分歧。他说《国家与革命》已经“把国家说的很清楚的”,讲的是列宁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观点,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一是革命对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从而对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的力量镇压反革命。这两条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完全接受了列宁阐发的这两条基本原理。他以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来论证这两条原理的正确性: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没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其次,毛泽东用列宁的国家观来分析中国问题,反对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主张用革命的方式,通过建立新型国家、新的社会秩序来解决中国问题。他在这段话中讲的“以为重新建设一切的中国现在的国民政府,若夺了政权,必定改革一切的,重新建设的”,是以上述的第一条基本原理来讲中国问题,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前的斗争目标,即以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型国家,进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讲的“我们的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对反革命者要用专制的手段,不客气的压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赐以惨暴的手段,正所以巩固革命政府也”,是以上述的第二条基本原理来讲中国问题,提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所需要采取的革命措施。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的中国的斗争,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工农割据、建设红色政权的斗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就是毛泽东的这两个观点的实践。

到了延安之后,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解决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读了《国家与革命》的全译本;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读了这本书。逄先知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一文中,谈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读《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批注。他写道: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我们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重新阅读的。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划得最粗,圈圈划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划了两条粗杠。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重温列宁这部重要著作的。他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根据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在解放战争时期重读《国家与革命》时,虽然批注不多,但已经开始用列宁的国家理论来思考如何建立新中国了。这些思考的结论就体现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一系列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之中,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如果联系毛泽东对《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批注来读这些著作,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如何把列宁的国家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思考中国道路的问题,进而创造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观的。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主要讲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的问题。1933年,毛泽东在读到“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这段话时写下了这样的批注:“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这一批注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如何争取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如何有效地运用这种领导权来引导中国革命的发展等问题了。陈晋在解析毛泽东的这一批注时,记叙了彭德怀的一段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彭德怀的这段回忆表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开始从理论上反思中国革命的原则和策略的问题。这些思考为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的民粹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根据。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于1920年4—5月间。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主义成长、壮大的经验时,重点论述了布尔什维克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列宁将其称为“‘左派’幼稚病”,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不相容的,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实质,就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反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战胜资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最早读到这部著作是在1932年。当时,正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与左倾机会主义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读列宁的这部著作,从理论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性。1933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就把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践论》中,他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后来,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毛泽东都向中国共产党内的同志们推荐这本书。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时,把这部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上升到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的高度,指出这部著作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他写道:“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毛泽东正是以这一系列的相似性来概述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走过的道路。他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选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又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中,他把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坚持正确路线、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他写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在这篇论文的结尾,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由此可见,列宁的这部著作对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观念的形成影响至深。

在对中国革命观的理论提炼上,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著作的许多启发。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是以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书为根据的。毛泽东写道: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毛泽东还引述了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再论民族问题》等有关十月革命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意义。毛泽东发挥了斯大林的这些思想,区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勾勒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图景。

在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时,毛泽东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提出要“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毛泽东所说的“列宁的精神”,就是认真调查研究,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工作。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是毛泽东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不是教条地阅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机械地搬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而是力求领会其中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化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正是因为抱着这一态度去阅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毛泽东才能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革命规律的方法,并运用这个方法去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创造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观。

三、从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注看《实践论》《矛盾论》的中国特点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写的两部哲学著作,也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经典。毛泽东曾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演时讲述过这两部著作,而且,两部著作中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都论述过,这就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实践论》《矛盾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通俗化。但是,如果我们读了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7月期间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注,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实践论》《矛盾论》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通俗读物,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个思想的经验原型是井冈山斗争的实践。这个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中提出的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把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理论作进一步的提升,使其从抽象的思维上升为思维的具体。这就是说,毛泽东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就是对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及其抽象出来的理论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使之达到思维的具体的中介,而《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一整理加工的完成。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绝不是为了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通俗化,而是为了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一读毛泽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注,就一目了然了。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读的第一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书末附记批读时间是: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从毛泽东对该书的批注看,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认识的辩证法问题,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对这部著作的批注中最初表达出来的。毛泽东从绪论中摘录了论述列宁的认识论的辩证法观点的部分,并在旁边批注:“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这个批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实践论》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毛泽东思考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问题。

首先,他摘录了书中对普列汉诺夫不懂辩证法的批评,并加以批注:“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这是列宁辩证法的核心,也是毛泽东研究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原则。

其次,他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问题来思考辩证法的具体性,强调实践的认识论就是具体的辩证法。他在摘录书中论述列宁的辩证唯物论原则时加的批注是:“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接下来,他还加了两段批注。一段是讲中国的国情的:“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一段是讲中国道路的:“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为了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是研究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过程。这些都构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中国内容。

再次,他研究了实践认识论的性质和认识的辩证过程。他在读该书第二章“当作认识看的辩证法”时,摘录了论述列宁有关认识的能动性观点的部分,并在旁边批注:“反映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这是对实践认识论的本质的规定,把实践的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区分开来。在该书论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部分,毛泽东摘录了其中对费尔巴哈的认识论、普列汉诺夫的认识论和德波林的辩证法批评的论段,并作了批注,强调列宁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而在论述马克思的认识辩证法思想的部分,毛泽东加了数条批注:“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从直观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变,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实践贯穿着我们认识的全过程”;“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论辩证法的见地”;等等。这些批注就是《实践论》的核心观点。

最后,毛泽东大段地摘录了该书第三章讲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内容。毛泽东尤其重视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观,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仅认识过程之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及认识这些方面与这些属性之互相联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还须认识所以使过程(发展)之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自己运动的源泉”。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主要矛盾的观点:“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毛泽东还结合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矛盾的不同性质的观点。他写道:“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在摘录论述列宁的有关对立的同一性的观点之处,毛泽东提出了对立的双方因其具有同一性而相互转化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和因对抗而相互转化的观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其相互转化的观点,等等。这些观点并不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都有的,而是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和抗日战争中的各种矛盾,进行分析、思考提出来的。这些观点在《矛盾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是毛泽东创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上述摘录和批注表明,《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的第二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批注此书的时间在1937年7月以前,其批注的章节是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毛泽东在这些章节的批注中,分析了实践的多种形式,在论述列宁的“生活,实践底观点应当看作认识论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时在旁批注:“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在读对立统一观点一节的批注中论述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矛盾的差异性、矛盾的解决与新事物的发生、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及其意义。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基本原理和表述方式在此时已经成熟了。《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对这些基本原理和表述方式的系统阐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践论》《矛盾论》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通俗化,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它们不是苏联式的,而是中国式的。

在完成《实践论》《矛盾论》后,毛泽东于1938年1月开始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并写了读书日记。这本读书日记写于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它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每一部分的时间,其中有两段话值得注意。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开篇写的:“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再满足于从内容上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而且还要在形式上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毛泽东从这时开始注意逻辑学的研究,这个思想就体现在该日记的第二段话中。毛泽东在日记的末端处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如果结合毛泽东自1941年3月开始《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自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开始重视逻辑学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把毛泽东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与毛泽东的《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作一对比。

在前一次对该书批注中,毛泽东共摘录了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哲学是党派的科学;第二个部分是第一章:唯物论与观念论;第三个部分是第二章: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第四个部分是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第五个部分是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第六个部分是第五章: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从毛泽东的批注看,批注得最多的是第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和第四个部分。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研究的问题主要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部分。至于逻辑学的内容,毛泽东的批注只有两条:一条是在讲否定之否定的公式时,毛泽东在旁边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这段批注虽然涉及了辩证法的形式问题,但主要还是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上,即从内容上来阐释,并未进入对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本身的研究。另一条是在第五章第四节:形式论理学与实践,在摘录“伊里奇就变为反对辩证法的‘全面性’而拥护形式论理学的规律性及论理性的人了”这段话的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后一次读该书的批注。毛泽东摘录了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唯物论与观念论;第二个部分是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第三个部分是第五章: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第四个部分是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毛泽东对这四部分内容的批注重心均在认识论的辩证思维形式方面。在读第一章“唯物论与观念论”时,毛泽东摘录的主要内容均与思维形式相关,既有观念论即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也有机械唯物论的思维形式,还有以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的思维形式。在摘录该书论述观念论的思维特点是“不从客观的现实的分析出发,而是从预先准备的公式,从操切从事的意志出发”时,毛泽东在“客观的现实的分析”“预先准备的公式”“操切从事的意志”下划了粗线,并在旁边批注“中国主观主义”。在摘录该书论述主观观念论及不可知论的思维特点时,毛泽东在讲列宁的物质概念的内容旁边加上了批注:“反映论”,而在摘录该书论述康德的思维形式内容的旁边加上了批注:“二元论”。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在读“唯物论与观念论”一章时,重视的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上的对立,而是两者的思维形式,特别是唯心主义的思维形式和机械唯物论的思维形式的缺陷。在读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时,毛泽东摘录的内容也都是与思维形式有关的,有论述休谟和巴克莱的主观经验论的思维形式和唯理论的思维形式的内容,也有论述经验论及图式主义之批判的内容等。毛泽东在摘录该书对普列汉诺夫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旁边批注:“注意公式主义”“实际主义”;在摘录该书论述主观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在现象与本质关系上所持的机械论的方法论的内容时,毛泽东在“规律性之形而上学的理解的这两个变种”和“根底”处加了粗线,在“同一的机械论的方法论”处加了双粗线,并加注:“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这些批注都是毛泽东第一次读该书该章时不曾有的。在读该书第五章“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和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两个部分时,毛泽东主要摘录了该书论述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形式的内容,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这些内容旁边加注,提出了自己对于辩证法的思维形式的看法。在摘录该书论述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的内容旁边,毛泽东加上了这样的批注:“谁是决定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与个别联系”;“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由实践到理论 又由实践到高级的理论最高级”;“指导分析的是综合”;等等。这些批注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研究已经从对内容的关注进到了对形式的关注,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思考进到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反思。在摘录该书的结尾处,毛泽东的批注是:“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个批注表明,毛泽东此时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是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事实上,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业从中国人开始接受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即,是仿照英美资本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还是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李大钊坚持谈主义,就是主张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即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来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问题,使中国能够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即便最初的工人运动已经出现,也都只是十月革命理论和经验的应用,并不具有中国经验原型的特质。与之不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创造是在经历了井冈山道路的探索之后对井冈山经验原型的哲学提炼,它所解答的问题是,如何让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得通。由此决定,毛泽东在延安创造出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三个特点:第一,以世界社会主义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普遍性的中国现代文化;第二,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为主线,创造具有中国元素、中国特点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张用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这三个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创造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的现代性,它所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理性的自觉意识。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笔记,就是要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观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形成中发掘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文化精神。